专家称嫖宿幼女罪引公愤应改名 不能一废了之

‘嫖宿幼女罪’初衷是加强幼女保护，但已引起公愤，因此要改名，但不能一废了之。”上周六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司法研究所主任徐昕 (微博)做客岭南大讲坛·公众论坛时说。徐昕曾作为专家成员，参加今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举办的提升司法公信力专家学者座谈会，并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九大建议。

谈去地方化：人财物与地方脱钩

“司法的地方化和行政化，是影响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两个最重要的原因。”徐昕建议，法院系统可采用纵向管理，人财物与地方脱钩，办案经费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。法官的遴选、任命、升迁、奖励、免职等由法院系统内部设立的司法委员会决定，组织部门可向司法委员会推荐人选。徐昕建议，司法去地方化，应当将地方党政机关不干预个案确立为一条基本原则，并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，专门审理“民告官”的案件，摆脱地方影响。

谈去行政化：取消案件请示制度

“司法去行政化的最主要阻力，来自于司法系统本身。”徐昕说，去行政化直接影响司法人员自身利益，但从内部做起去行政化是可行的。

“下级法院可独立于上级法院进行审判，院领导不能干预法官办案，每一个法官对自己的案件作出决定，有问题独立承担责任。如果有人干预，需留下记录，作为分担责任的一个依据。”徐昕表示，应该取消案件请示制度。

徐昕建议，司法去行政化还要取消法院的数字管理，以及对法官的绩效考核。“如果要考核，应当考核‘无罪判决率’”，徐昕说。因为这一数据体现了法院独立办案，对检察、公安等系统说“不”的能力。

谈问责和监督：建立案例指导制度

在谈及司法监督时，徐昕表示，案件当事人和律师会最大程度地保障自己的权利，所以只要能够切实保障当事人和律师的权利，对法官滥权就是最强大的制约。

徐昕建议，可建立独立的法院法官惩戒委员会，委员由法官系统所产生，有部分律师以及社会知名人士，也可以吸收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。法官若有违法、失职或不检之行为，由法官惩戒委员会负责调查。

徐昕说，建立裁判文书公开制度非常重要，是对法官的有力监督。在此基础上，还可以建设全国性的判例数据库，建立案例指导制度。“如果法院的判决背离了指导性的判例，必须作出背离报告进行解释，要说清楚差别在哪里，为什么这么判，这对法官是很大的约束”。

为解决“执行难”的问题，徐昕建议建立独立于法院系统的专门执行机构，纳入行政系统管理。例如城管对违建的拆除，由法院法庭签发判决，城管来执行命令，实现决定权和执行权的分离。

谈嫖宿幼女罪：引起公愤应改名

对近日引起热议的“嫖宿幼女罪”，徐昕表示，实际上这个罪名最初出现的目的是希望保护幼女。对于嫖宿对象为幼女的情况，不管主观上是否知情，都可判5年到15年，从刑法的角度来说非常之重，“从司法实践角度来说，‘嫖宿幼女罪’这个罪名比强奸罪，相同的情况下判得更重”。徐昕表示，这个罪名已经引起公愤，应该改名，希望通过广泛的讨论和专家学者研究，废除这一罪名后，确保不会出现此类行为的刑罚反而比原来更轻的情况。

本文来源：南方都市报